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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是─無國界醫生

有一群女性，選擇進入國際醫療人道組織「無國界醫生」工作，走進全球遭受戰亂、天災、傳染病影響的異域，挺身協助被排拒在醫療資源外的人群。她們深信，當代女性不只能當「南丁格爾」，還能在更多場域奉獻專長，以行動創造改變。「……我跟助手醫師像無頭蒼蠅，在一片漆黑中奔跑。四周揚起的灰塵讓我嗆得半死，不斷咳嗽。戴著外科口罩，我嘴裡都是砂礫，我聽到自己急促的呼吸聲。火焰舔著建築物另一端的屋頂，加護病房也在燃燒。空襲？為什麼是醫院？為什麼是我們？另一次震耳欲聾的爆炸使大樓晃動，天花板砸向我們，剩下的燈都熄滅了，我處在完全的黑暗裡，電線把我纏倒在地上，我驚慌尖叫。這是我最後記得的事。」這是伊凡潔琳庫亞（Dr. Evangeline Cua）醫師的日記。2015年10月3日晚上，她人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茲（Kunduz）的創傷醫院，剛做完第六場手術，地上至少還躺著12個人；這間有92個病床的醫院，是東北部唯一一間治療嚴重外傷的醫療設施，卻無預警成為美軍空襲的目標。病患活活在病床上燒死，醫護人員遭砲彈片砍掉頭顱和肢體，有人在逃離焚燒的大樓時從空中被射擊。請給我一把手術刀12歲的時候，這個出生在菲律賓港口城市怡朗（Iloilo）的女孩，讀了非裔醫師 Ben Carson 的自傳，「他排除萬難成為世界頂尖的兒童神經外科醫生，他讓我一窺外科醫師的生活、手術房裡會發生什麼、複雜的手術一旦成功有多喜不自勝，我從那時起就立志要當外科醫師。」她意志堅定地進了醫學院，「在選專科的時候，教授問我是不是真的想進一般外科，暗示我似乎應該選婦產科比較好。我覺得身為女性，我往往得比其他住院醫師更用功、更勤奮，才能證明我的價值。」她渴望快節奏的工作場域，熱愛手腦並用解決問題，尤其喜歡做手術。採訪撰文／林侑青(中時新聞網)

MLB》印地安人確定改名 105年隊名將走入歷史

明年是球迷最後一季見到「克里夫蘭印地安人」了！球團老闆多蘭(Paul Dolan)本周宣布重大決定，為尊重北美原住民，「印地安人」將會從職棒大聯盟永遠消失。之所以沒有立即改名是因為還沒想到新隊名，2021球季做為緩衝仍暫稱印地安人。多蘭對大聯盟官網表示：「今年的佛洛伊德之死(George Floyd)告訴我們世界已經變了，讓我反省是否該繼續使用印地安人。很多人被我們的隊名傷害，我們沒理由再使用這個加深裂痕的隊名。」當初為何要叫印地安人，據傳是首位原住民球員Louis Sockalexis，他1897年在克里夫蘭打了66場比賽。在那個年代這是很震撼的事，該隊因此被戲稱「印地安人」。然而他們和現存的印地安人是不同的球隊，實際決定隊名的理由已難考證。多蘭沒有確定改名時間表，必須議定了新隊名才會換，預計最快在2022年球季開打前出爐，並保證不會與原住民沾上關係。同時把舊商標「酋長瓦胡」的商品收益捐給美洲原住民團體。印地安人隊名始於1915年，由首任老闆索莫斯(Charles Somers)定案。「酋長瓦胡」誕生於1947年。自1973年開始，原住民團體每年都固定會在球季開幕日抗議，多蘭家族於2000年接手球隊，去年放棄「酋長瓦胡」商標，2020年12月宣告改名決定。(中時新聞網)

抗疫浮生錄─從英國到西班牙我們陷入道德選擇題

新冠肺炎肆虐一年來，這個世界怎麼了？揭開病毒蔓延後的人性與未來，最全面與深度的紀實曾經以為的郵輪療傷之旅，變成移動毒窟的驚魂記憶，在鑽石公主號與老父相繼確診的他，從惴惴不安到求助無門，與病毒共處長達五十天；在疫情前後踏入婚姻的兩千多對兩岸平凡夫妻，承擔著社會矛盾與歷史巨石，在為之下煎熬地等待聚首，在境管措施的阻隔下，永遠錯過了某些人生；衝鋒第一線載運病患的一一九救護員，竟然隔了整整一天，才發現病患是載送過高風險個案的計程車運將，經常回應民眾求救的他們，只能不斷向醫療體系求救……。一支全新跨物種的「2019新型冠狀病毒」，以十七年前SARS十倍以上的驚人速率疾速傳播，先是困鎖超過五千萬中國人，再衝破洲際國境、蔓延全球，讓全世界陷入封城隔離、經濟停滯、失業飆升的創痛之中。這場疫病揭示著國際組織的失能、促動著各國政府的改革，在防疫體制的大局之下，它更顛覆了每個人的生活日常，因全套裝備汗濕全身的前線醫護、被社會拒斥更加嚴重的移工、背負三十公斤重裝上陣的民間消毒師、分秒口罩不離身的你我……。當疫情仍是現在進行式，我們更該擺脫恐懼，以更理性與寬廣的視角，試圖找出畫下句點的捷徑。從十七年前的殷鑑到十七年後的反思，從世界局勢的洗牌到台灣未來的定位，在疫情中看見被忽視的身影，挖掘被遮蔽的微光，找到災難背後共同的希望。【精彩書摘】二○二○年二月，我在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準備著「台北機電人」展覽，也跟家人過了難得的農曆春節，這時候開始，台北街頭已是人人戴口罩、藥房前大排長龍的防疫景象，而西方國家卻活在一個平行的宇宙，占據《BBC》頭版的無非是奧斯卡頒獎典禮、歹戲拖棚的脫歐，以及暴風過後幾個英格蘭小鎮的淹水災情。但疫情很快地在某個時間點陡升，一個沿著陡坡而下的巨大雪球迎面衝往歐洲各國。三月六日，我離開台灣，抵達一家三口居住的英國倫敦時，迎接我們的，是一座又一座的危城。英國：「低強度」防疫下的霧都，山雨欲來抵達英國的三月天，希斯洛機場入境大廳仍一如往常地繁忙，成群從度假勝地歸國的旅客推著行李，被陽光烤紅的肌膚上是沒有任何防護配備遮擋的燦爛笑容，所有人在沒有檢疫站、健康量表與任何措施的阻擋之下，長驅直入。倫敦儘管表面上平和，疫情的爆發卻激起了所有人的恐慌意識。剛回來的幾天，首先每週來家中打掃的波蘭阿姨一聽到我剛從亞洲回來的消息，第二天馬上消失辭職不幹；在地鐵，亞洲人首次有種生人勿近的流氓體驗，不僅眾乘客總是把隔壁的位子讓給你，站在空空如也的電梯中，推著嬰兒車的媽媽還是會很客氣請你先上。三月中，英國首相鮑里斯．強森（Boris Johnson）發表演說，指出在這場世紀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當中，無數的英國家庭將失去家中摯愛親人；英國政府首席科學顧問瓦蘭斯爵士（Sir Patrick Vallance）也表示在目前無法根絕病毒的情況下，與其封城鎖國，不如讓夠多健康的英國人先被感染產生「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不僅能為隔年冬天疫情再次爆發做準備，還能保護老弱婦孺等高危險族群；三月的那段時間中，英國政府仍實施著不禁止大型聚會、不停課、不檢測、輕微症狀者只在家中隔離7天的「低強度」防疫政策。從消失的同學到與救護車的拉鋸僅管疫情讓人擔憂，倫敦這座城市的節奏一如往常地緊湊，而我的生活也一如以往地雜亂：早上在一片哭叫聲中匆忙打點，在搖晃的公車中啃著早餐，把小孩送去幼兒園後直奔工作室，在尖峰時段的地鐵裡與推擠的人群分享著彼此的鼻息與口臭，晚上拖著身軀走在回家路上，心裡也不禁懷疑，這個城市連延續百年的鼠患都無法解決，將如何面對新型病毒的肆虐？兒子幼兒園裡的一連串謎團，也讓生活增添了些詭譎氣氛。一開始，只是零星幾個同學請了病假，接著Leo、Linda到Mateo，一個個學生神祕地消失，連老師都接二連三地曠職；我每天接送小孩上下學，只見愈發冷清的大廳與面色鐵青的園長。一週後，學校果不其然地宣布關閉。僅管活蹦亂跳的三歲兒子與我都沒有明顯症狀，但妻子卻持續低燒與呼吸急促，她的身體感到疼痛，面孔因呼吸困難而蒼白。深夜，當她頹倒在沙發時，我看著那張靜止的面孔，下意識伸出手指探了探鼻息，在均勻呼吸穿過指尖之時鬆一口大氣。如此漫長又痛苦的日子過了數天，眼見症狀沒有減輕，無計可施下，我們在手機中按下了求救鍵，話筒那端則響起了悠揚的樂曲與忙線中敬請稍待的電話錄音。那天的我坐在床頭，在足足四十分鐘的漫長等待中，腦海閃過無數念頭。首先，是失去伴侶的可能性，我回想著從年輕的無憂無慮至近期的柴米油鹽到現在的生死之間；接下來，我想到自己的可見未來，就連幫兒子包尿布都會漏糞的我，將在疫情肆虐的倫敦城中，孤立無援、食物短缺。思緒至此，一股由衷而來的恐懼感襲來。停在家門口的救護車引起街坊鄰居的一片恐慌，在窗簾後方一雙雙驚恐眼神下，醫護人員踏入了家門並在三十分鐘後離去，原因是妻子並非「高危險族群」（如高齡者與慢性病患）、也沒有「嚴重症狀」（如高燒不退），在沒有任何檢測與安排入院治療下，醫護人員建議妻子多喝水、多休息、在家調養即可；之後幾天，我們展開了一場與救護車的拉鋸戰，每次，姍姍來遲的救護人員均用各種理由將我們草草打發，但眼前缺氧窒息的妻子臉色已從慘白轉為鐵青；看著揚長而去的救護車，才理解到一個顯而易見的殘酷現實：我們已被醫療系統所拋棄。二○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居住在南倫敦佩克漢姆（Peckham）的凱拉．威廉姆斯（Kayla Williams）出現呼吸困難與全身疼痛等症狀，應求救專線而來的醫護人員因其「症狀輕微」而拒絕醫治，隔天，威廉姆斯死於家中，時年三十六歲。威廉姆斯的故事，只不過是瘟疫英國其中的一小篇章。如此的醫療現象，其實是過載的「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所面對的困境。身居防疫第一線卻問題百出的NHS成立於一九四八年工黨時代，為透過全民徵稅所支持的醫療安全網，它曾是英國社會公義的驕傲，但在保守黨政府長年刪減預算下遊走在破產邊緣。NHS就像是個老態龍鍾的英國老太婆，其反應遲鈍令人詬病，但偶有值得緬懷的可愛之處──它的組織龐大、效率緩慢、候診時間令人髮指；它的醫護人員超量工作抗議頻傳，長久以來的人力不足問題還因脫歐而增加了複雜度；僅管如此，具開放性與包容度的NHS，不論國籍與出身均提供相同的免費醫療，也有完善的病歷追蹤、順暢的醫院轉診、強調病人隱私的保障。但新冠肺炎疫情的來襲，凸顯出NHS捉襟見肘的醫療系統、過低的重症監護病床數──英國每千人平均床位為二‧三床，遠低於日本的十三床、韓國十二床、俄羅斯與德國八床、法國六床。如此醫療現狀，與高度依賴全球金融的經濟，造就了英國此次的防疫政策。妻子遲遲未癒，一家陷入道德選擇題當下，我們面對的是兩項人生選擇題：選擇一，在倫敦等待著「輕微症狀」消退的一天，但一旦症狀加劇、性命危在旦夕，便只有坐以待斃、自生自滅一途；選擇二，前往其他地方尋求醫療協助，但也意味拖著病體進行長途旅行，除將自己暴露在更多的病毒之中，多少增添其他旅客的染病機率。瘟疫蔓延之時，我們所面對的是難解的道德困局：面對危險，是以追求個人福祉為優先，或以阻絕疾病傳播的大我為重？自疫情爆發後，網路隨處可見對染病逃亡者的撻伐，似乎這些人都是沒心沒肺的自私之輩，但一旦轉換至真實生活，在眼前的至親與抽象的道德觀念之間權衡輕重，我好奇又有多少人有勇氣選擇後者？在數天考慮與搖擺不定之後，我與妻子在人生選擇題中勾下選項，並打包著前往西班牙的行李。三月中旬，英國確診人數兩千出頭，但我們決定回到妻子的故鄉，前往確診人數破兩萬、死亡人數破千的西班牙，此計畫乍聽下不合邏輯，但其實，國土廣大的西班牙由十七個自治區（Comunidad autónoma）所構成，在馬德里的中央政府之下，每個區均掌握各自的醫療自主權，如此的劃分，儘管造成通訊混亂、中央地方不同調等矛盾防疫政策，但也讓自治區具有較高的機動性，保障了幾個重災區之外的偏安。例如在疫情之初，加泰隆尼亞（Catalonia）政府便先中央一步進行人口的控管。那晚，我們的目的地是妻子老家，位在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亞（Galicia）自治區。除了當地有家人支援之外，加利西亞因地處偏遠、人口稀少，醫療資源尚屬充沛，疫情仍在可控制範圍之內。在前往機場的路上，車窗外是行人冷清的倫敦街頭，少了觀光客的坎頓鎮鬧區（Camden Town）像是五光十色的廢墟，儘管如此，市內交通卻是叫人抓狂地壅塞，在此非常時期，許多人已放棄大眾交通工具、轉而在靜止的自家車上集體浪費生命；在狹小的車廂中，我們一家三口全身披掛雨衣、口罩與醫療手套，如此嚇人景象讓不少行經路人大驚失色，同時，車子龜速的行進速度也讓妻子陷入重重焦慮──當下已是三月二十六日，歐洲各國紛紛關閉國境、航班一個個取消的時期，一旦被困機場等待遙遙無期的班機，一家人是否撐得過如此充滿未知的旅程？西班牙：全國緊急狀態，大城宛如戰場在西班牙，機場大廳是一大票嚴陣以待的警察，不斷複誦的廣播提醒到訪者避免彼此觸摸、保持兩公尺以上的距離；我們過了海關、領了行李，在停車場看到一台黑色廂型車，駕駛座上是我那戴著面罩、全身穿著防護衣的小舅子，四人沒有握手、擁抱，只有面罩深處四目相交的眼神；我們鑽進了後座，發現裡面鋪著滿是漂白水味的白色布簾，像是某齣荒野棄屍的公路殺人電影。小舅子告訴我，西班牙的幾個大城如馬德里與巴塞隆納已如同戰場，病毒來得又兇又猛，醫療系統應聲崩潰，幾個省分如安達魯西亞（Andalusia）或加利西亞尚且偏安，但四月高峰一來，未來也是難以預料；現在，不論你是退休人員還是醫學院學生全都被拉去醫院，一線球員打完、黃金投手用盡，連坐板凳的也一起下海。在深夜，車子疾馳於公路，一小時的車程上沒半輛車，像是電玩遊戲；下了交流道之後，夜晚下的市區一片荒蕪景象，燈火輝煌的人行道上空無一人，偶爾只在哨站上瞥見一閃而逝的恍惚人影。這時我才意識到，現下的西班牙已然是個戒嚴國家。彼時確診與死亡率直逼義大利的西班牙，正在經歷近代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篇章。其中原因，首先是政府的反應過慢，在疫情初期仍允許大型賽事與集會的舉行；在疫情爆發之後才發現醫療設備的短缺、仰賴中國出口；當病毒在私有化、醫護人員不足的養老院蔓延之時，造成的是慘絕人寰的悲劇──當軍方進入院中時，發現許多遭遺棄的老人直接死於床上。西班牙擁有全歐最完善的醫療體系之一，但二○○八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也讓這個系統經歷長達十年的刪減預算，西班牙的每人平均醫院床位只有德國與奧地利的三分之一，但仍高於英國與美國。三月十三日，西班牙總理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anchez）宣布全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Estado de alarma），儘管許多亞洲媒體愛以「封城」形容，但兩者仍有本質上的不同：相較於斷絕交通網絡與人口流動嚴格控管的武漢封城，西班牙緊急狀態限制的是部分的行動自由，其縮減大眾運輸、關閉酒吧、餐廳、娛樂場所等「非必需商業活動」，被勒令待在家中的西班牙人仍然能夠外出購買食品藥物，與處理生活中的必要事務（如蹓狗與倒垃圾）。偏安西北數日子，人生被按下暫停鍵在西班牙的這段時間，因緊急狀態之故整天困在屋內數日子，打開新聞放眼所及盡是讓人膽戰心驚的數字──光在四月四日，西班牙與英國各有七百多人過世，同時政府卻認為是個好消息，因為疫情已然「趨緩」，殊不知幾個月前，連一場二十人死亡的火車出軌都被當成國家悲劇。儘管外面的世界在燃燒，無聊才是每日生活的基調，除陪伴家人、寫字、澆花之外，便看著窗外的日升日落、人生歲月的流走，久而久之物質欲望也愈來愈少，偶爾，我會提著一袋垃圾在空無一人的大街上遊走，在街角的陽光下偷抽菸，突然覺得人生其實還滿不賴的。就在我們抵達西班牙後沒多久，醫院來做篩檢，兩次的檢查結果是一家人皆陰性，照醫生的診斷，妻子所得的是支氣管炎加上過度緊張。在虛驚一場後，也不禁對整件事情的荒謬感到好笑。上週，倫敦的媽媽團群組傳來照片，告知眾親友家中新生兒誕生的消息，各方恭喜與祝賀湧來，好事者詢問生產過程順利與否，只見那位媽媽悠悠地說因現下醫療系統已然過載，求救無門下，此次生產是在家中浴缸自行解決。此回答瞬間讓討論串陷入沉默，看著訊息的我卻湧起了一股熟悉的孤立無助感。我想，這位新生兒、威廉姆斯與我一家的旅途，只不過是瘟疫歐洲的小小故事之一。緊急狀態還會持續到四月底，留在西班牙的我們，人生被按下暫停鍵，原本年初排好的藝術展覽計畫一一取消與延期，未來是一片渾沌的未知狀態。或許在不久後的未來，當後代回頭觀看這段歷史，從雕刻在石碑上的官方數字下，他們將無從知道，有多少無名之士曾在疫情漩渦中旋轉、並沉沒在歷史長河深處？而活下來的人，都會深深銘記這個影響數十億人的疫情。(本文摘自《世紀之疫：人性、病毒、新世界─2019新冠肺炎全紀實》/商周出版)【作者簡介】報導者由「財團法人報導者文化基金會」於2015年成立的非營利網路媒體，致力於公共議題的深度調查報導，其內部成員大多是資深媒體工作者，創辦人為臺灣知名媒體人何榮幸。報導者因以非營利基金會的模式經營，平日靠募款和讀者捐款維持運作。作者群名單：策畫、主編／楊惠君張子午柯皓翔丁元元史不凡姜詠諺陳潔劉致昕張軼曹馥年張碩尹廖珮雯陳映妤林慧貞林雨佑嚴文廷蔡百蕙 (中時新聞網)